提起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身兼三个“司令部（台湾防卫总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训练总司令部）”政治部少将主任的张佛千，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要提“孙立人兵变案”，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要是再说张佛千是该案唯一没受牵连的孙立人心腹将领，那就更有意思了。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6年第九期刊发的《张佛千先生忆往纪实》中有这样一段话：“作为跟随孙立人多年的部下，我在株连甚广的“孙立人兵变案”中没有牵扯进去，被许多人认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有的甚至猜想我是蒋经国派去卧底的。的确，孙立人走红时，文武大员请他赴宴，一定有我陪侍，他有时发出的任命，我也能够大胆收回，司令部的人都知道我和孙的公谊私交都很好。（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张佛千回忆）”
张佛千先生只说有人怀疑他是蒋经国的卧底，却没有直接否认，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们还得从近乎莫须有的“孙立人兵变案”说起。
前国民党陆军第七军中将军长李鸿（湖南人）1950年被秘密逮捕下狱，与其同时被捕者还有“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陈鸣人、少将副师长彭克立、上校团长曾长云等人，案经残酷刑讯逼供后，李鸿被秘密囚禁二十五年。
蒋系特务之所以对李鸿施以酷刑，就是为了把孙立人将军牵连进去，1950年10月20日在保密局监狱里出生的李定安在《蒙冤二十五载的远征将军：我的父亲李鸿》中回忆：“保密局指控他们是共产党派遣来台湾，策反孙立人的“匪谍”。在保密局，他们四个人被隔离审问，受到残酷的刑罚，包括坐老虎凳、用针刺指甲、灌辣椒水入鼻口……父亲坐‘老虎凳’后，双脚几乎废掉。后来靠狱中难友扶助才能进行简单的康复，慢慢恢复步行。殴打、疲劳审问，最终目的都是逼迫他们承认和共产党有联络，是奉‘匪’命潜台工作。”
李鸿将军咬紧牙关熬过酷刑，暂时保住了孙立人将军，但以蒋家父子的性格，要么不做，做就做绝，他们已经决心将孙立人拉下马，打不开李鸿这个突破口，他们就要另想办法。
蒋家父子的第二个目标瞄准了段沄——1952年，孙立人就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同年8月，他的副手之一、“台湾防卫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段沄就被逮捕，以“知而不报”罪名起诉后于1954年遇害，同案遇害的还有段沄之兄段复、堂兄段徽楷。
所谓“知而不报”，矛头当然直指孙立人，《纵横》杂志1997年第二期的《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一文写得很清楚：孙立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有深厚的美国背景，蒋介石为争取美援才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但孙立人掌握兵权后，公开抵制在军队中设立政工制度，这就跟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发生激烈冲突，在小蒋看来，孙立人就是插手军队控制军权的一大障碍，是一定扳倒的。
张佛千的回忆更为复杂：“蒋介石对孙立人本来是很信任的，孙立人个性耿直，忠厚坦荡，具有浓厚的职业军人色彩，他的政治态度和性格，都不可能使他存谋反之心，最关键的是蒋经国为夺取权力，先抓特工、警察、宪兵，并利用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欲在军队中建立政工制度，这必然要与孙立人‘军队就是军队，不宜附有别的单位’的想法产生直接冲突，加之本与孙关系密切的美军顾问团在此问题上也鲜明地站在孙的立场上，不能不让人感到孙有假外人自重的成分，这就引起了蒋氏父子的疑虑，而黄埔军人的嫉妒也使他的处境十分不利。”
张佛千之所以对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知道得如此清楚，是因为他跟孙立人的关系实在太近了，如果在三国时期，张佛千就是孙立人的“谋主”，孙立人同时兼任三个“总司令”，三个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居然都是张佛千！
张佛千是三个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而蒋经国则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两人在工作上有没有不好说，但张佛千左右为难倒是真的：“我自信是很有主意的，时常为孙出谋划策，理顺各种关系，但在蒋孙冲突发生后却一筹莫展。我既不能说服孙立人改变其本来就是正确的观点，更不能在蒋经国面前表白孙立人的忠诚。”
从张佛千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蒋家父子对他是拉拢的，比如老蒋刚到台湾的时候，是从台南秘密上岸的，而当时孙立人在台北，迎接老蒋的是张佛千和副司令、参谋长，老蒋在高雄分别接见了这三个人：“他们两人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我进去则谈了一个多小时。”
放着副司令和参谋长不问，老蒋偏要跟政治部主任详谈，睿智的读者诸君早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张佛千倒是有些“迟钝”——老蒋先后三次问他是怎么来台湾的，前两次，他都回答是从国防部新闻局调来的，直到第三次才听清楚老蒋这是在问他和孙立人是什么关系。
张佛千的回答肯定是十分得体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回答之后，解开了老蒋的“心头之结”。
不管老蒋对孙立人如何信任，也不管孙立人有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思，小蒋的心头之结是解不开的，张佛千只好给孙立人出主意：“你跟蒋经国拍桌子吵架都没有关系，你可不可以在美国人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如说蒋经国这个人很好、很努力、很爱国。你要讲了，就一定会传到蒋经国的耳朵里，这样可以缓解你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对的人讲他好，那是真正的好，他用‘外交部’、新闻局对美国人宣传是没有用的。”
孙立人虽然表示可以试试看，但张佛千知道：“实际上，他绝做不到这点。”
不管孙立人有没有用违心称赞的方式化解他跟小蒋的矛盾，最后他都没能能逃过那一劫，1954年6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将其改任“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6月，又以其部下郭廷亮的所谓“匪谍”案为由，将孙立人秘密拘捕，8月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密谋犯上”等罪名，下令免去孙立人的“参军长”之职，交由陈诚、何应钦、叶公超、王云五等九人专门查处此案，唯小蒋马首是瞻的“国防部军法局”一下子起诉了三十五人，其中十五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十五年、十年、八年有期徒刑不等，另外二十人全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被捕入狱者多达二三百人。
“孙立人兵变案”最后也没查出真凭实据，但跟孙立人关系比较近的将校乃“学生”几乎被一网打尽，但张佛千这个政治部主任，却安然无恙，事实上在蒋家父子动手之前，张佛千就已经跟孙立人产生了分歧：“陆海空军盛传要有人事调整，削弱乃至剥夺孙兵权的趋势就已显现，但孙毫无政治头脑，还天真地指示我挡住即将到来的人事调整，我审时度势，知此事根本不可能。”
孙立人让张佛千挡住蒋家父子对军队人事的调动，张佛千明确表示挡不住也不能挡，自己这个政治部主任也不能再干下去了，要马上辞职：“孙开始还劝我静以待时，后来看我去意已决，便不再阻挡，很快，由蒋经国指派的蒋坚忍就接替了我的职务，这令孙立人大为恼怒，蒋上任两个星期，他都不召见，也不给安排住房和车子。”
张佛千两头讲和，但双方最后还是彻底撕破了脸，蒋家父子下了狠手：“蒋经国系统抓了好几百军训班的学生，施以严刑拷打，为搜罗证据，”
负责调查“张敏之（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总校长，率八千名山东流亡师生于1949年6月南下转抵澎湖，因反对强征学生入伍被捕遇害）案”的“总统府”中将参军张公度告诉前青岛市长李先良：“张敏之是被九种酷刑屈打成招的，孙立人冤案亦然，涉案者在历经坐老虎凳、针刺指甲、辣椒水灌入口鼻、笔夹手指等酷刑后，虽明知是死罪，却违心认罪，以求解脱。”
刑讯逼供是蒋系特务机关惯用的手段，老蒋居然也十分感兴趣。沈醉在《军统内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蒋介石最欣赏美国刑具》一节中回忆：“1945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 他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实验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这些东西对镇压人民、巩固他的统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问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蒋家父子一脉相承，我们看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的《军统特务组织真相》就知道，蒋经国在去了台湾之后，逐步掌控了所有特务机关，并委任其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郑介民为“安全局”局长：“1950年3月，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派他的长子蒋经国任‘总统资料室’主任，所有特务情报部门所搜集的情报，都要送到‘总统资料室’处理，蒋经国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各个特务机关……‘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第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蒋经国掌控了所有特务机关，就等于掌握了包括孙立人在内的所有高级文武官员的生死，至于“兵变”是真是假，谁是小蒋派到孙立人身边的卧底，读者诸君认为那还重要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家父子为了能够“父死子继”，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您看了相关人员的回忆，对“孙立人兵变案”，又会怎样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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